專家稱收入分配差距懸殊 開征遺產稅輿論氛圍具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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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濤

10年前因條件不成熟被擱置的遺產稅動議，眼下正被兩份研究報告再次推到前臺。

今年1月，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馮俏彬在一份名為“開征遺產稅時機成熟”的報告中提到，與10年前相比，中國已經具備開征遺產稅的經濟基礎、必要性和輿論氛圍，建議采取分遺產稅制，實行多級超額累進稅制，詳細規定免稅項目，同時開征贈與稅。

到了3月，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在京發布《遺產稅制度及其對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啟示》課題中期成果報告。該報告認為，無論從社會公平政策、轉變增長方式，還是縮小貧富差距、推進遺產稅改革的時機均已成熟，條件也已基本具備。

“研究在適當時期開征遺產稅”，是國務院《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重點工作分工的通知》中提到的內容。不過經濟觀察報從財政部了解到，最近并沒有進行遺產稅征收的調查研究，也沒有得到過關于遺產稅的批示。

中央財經大學財經研究院院長王雍君表示，現在中國個人財富中，財產比重越來越大，還產生了一部分收入不高但財產量很大的群體，另外還有一部分的社會富裕群體，根據前兩個環節來說，征收遺產稅的必要性是毫無疑問的，“但是還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政治的意愿性，這點非常重要”。

時機

遺產稅是財產稅的一個普通稅種。在世界上有稅收制度的127個國家中，近100個國家正在或曾經征收過遺產稅；在經合組織30個成員國中，有29個國家開征過遺產稅，目前仍有24個國家在征收遺產稅。

中國在1994年的新稅制改革將遺產稅列為國家可能開征的稅種之一，1996年全國人大批準了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“九五”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綱要》，綱要中提出“逐步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”。2002年前后，有關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調研、考察，并于2003年提出了遺產稅暫行條例(草案)。但后來認為條件還不成熟，遺產稅的動議就暫時擱置下來了。“遺產稅現在可以進入討論階段，因為現在的遺產稅環境與2002年及2005年討論時的環境有所不同。”馮俏彬對經濟觀察報表示，包括遺產稅的定位、立法精神和征稅意圖等，都要重新討論。

在重議遺產稅時機成熟的報告中，馮俏彬認為，距離2002年已然過去十年，中國人均GDP已進入中上等國家水平，具備開征遺產稅的經濟基礎；而與十年前相比，中國財富向少數人集中的趨勢十分明顯，開征遺產稅的必要性已經顯現；同時，中國收入分配差距顯著擴大，由此引發的社會矛盾十分尖銳，開征遺產稅的輿論氛圍已經具備。

在這份報告中，關于遺產稅的七個內容被提及，分別為：遺產稅定位于富人稅，采取分遺產稅制，明確課稅對象為財產所有人的所有財產，實行多級超額累進稅制，詳細規定免稅項目，明確將遺產稅確定為中央稅，同時開征贈與稅。

至于具體的征收方法，《遺產稅制度及其對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啟示》報告指出，應按中產水平確定起征額。中國個人所得稅將年收入12萬以上作為需申報的高收入人群，按三口之家年收入為36萬元。如把家庭財產存量定為15年收入，則500萬元為遺產稅起征限額。限額以下是中等收入家庭，遺產和贈與不征稅。限額以上是高收入家庭，按超額累進征稅。

“現在的分配不公并不主要是收入分配不公，更大的是財產分配不公。”王雍君對經濟觀察報說，月收入與年收入的分配，相比起財產存量的收入分配不公稍顯弱。

而要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，要用完善的財產稅調節財產存量。王雍君說，遺產稅在國外實施多年，有成熟經驗借鑒，而且中國未來收入低、財產高的問題會持續相當長時期，所以開征遺產稅的條件成熟，“但是政治意愿并不是很強烈，畢竟富裕群體在政治上是擁有一定力量的”。

公平

“現在根本不可能開征遺產稅，開征一個稅種要解決為什么征收，如何保證公平。”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志勇認為，雖然代際公平在很大程度上需要遺產稅調節，但是也與一個社會對待財富的態度密切相關。

比如，開征遺產稅或遺產稅稅率較高的國家和地區，與不開征或稅率較低的國家或地區相比，總是處于不利地位。在新加坡、日本等國家，歷史上確實發生過因為遺產稅過重導致資本外流的情況。

當年中國討論遺產稅的時候，香港《2005年收入(取消遺產稅)條例草案》正提交立法會審議。香港當時的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就表示，取消遺產稅有望增加香港對海外投資者的吸引力。

馮俏彬也提到，開征遺產稅會有四個副作用，一是富人將資產大量向國外轉移，導致資本流失；二是父母提前向子女轉讓資產，出現眾多“娃娃業主”、“娃娃富翁”；三是對儲蓄與投資也有一定影響；四是稅收征管成本較高。

除了資本流失，還有眾多規避遺產稅的方式。去年12月，深圳市提出十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思路，其中最值得關注的就是試征遺產稅的建議。就在消息傳出后不久，深圳出現了一張年繳保費2000多萬元的巨額保單。這種被稱為“富人險”的投保方式，主要就是出于避稅和資產傳承的考慮。

馮俏彬認為，中國開征遺產稅的經濟功能和財政意義不是第一位的考慮，更多的是考慮其政治功能，撫慰大眾心理和營造公平的社會輿論環境。

“時機到了，應該形成這么一種制度，但從另一角度來看，開征遺產稅，必須把別的漏洞都堵住了。”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王朝才表示，比如贈與稅，捐贈也是種轉移資產的行為，是否控制得住？再一個就是財產制度，對每個人的財產是不是真掌握，中國的財產登記制度還沒有完全建立。

一位地方稅務人士告訴經濟觀察報，中國已有銀行存款實名制、股票實名制和房產實名制等，目前需要做的是對這些財產信息的整合與共享，其次是需要建立財產評估制度。“遺產稅的征收主要是信息的聯通和對稱，因為若是遺產稅開征，對方不繳納遺產稅，則不會給對方的遺產過戶，類似汽車的強險。”該人士稱。

在稅收問題上，王朝才認同財政部部長樓繼偉提出的三原則，外部性、復雜程度和激勵。他認為，對于遺產稅來說，公平就是個極大的外部性，但個人財產信息掌握起來很困難，雖然按照稅種來說，遺產稅放在中央比較合適，但放到中央可能就征不起來，因為需要激勵。

因此，王朝才認為遺產稅的征收放到地方比較好，同時因為遺產稅具有調節貧富的作用，屬于中央稅種，應該和所得稅歸為一類。

《遺產稅制度及其對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啟示》的報告也提到，征收遺產稅能夠穩定地方財力來源，現代市場經濟國家遺產稅收入一般可達稅收總額的1%-2%。中國按遺產稅收入達稅收總額的2%計算，2012年此項收入就能達到2000億元。